10年后，她终于回家了。

第二次回家

2000年初，杨店州突然来到她家，并哀求她的母亲让石雁飞跟他回去。“当时我妈说还是回去，毕竟已经跟他生了一个娃。”

草甸秧田村，是石雁飞自小生活的地方。摸黑进村时，操着安徽口音的她还让村民们感到惊奇。

但是，根在哪里永远不会忘记。石雁飞拖着女儿找到了自己的家。“我还能说我爹妈的名字，一见到他们就哭了。”父母也抱着失踪10年的女儿痛哭不已。

然而，家庭内部并不和谐。“我从小被二哥打，10年后回家，二哥还是不能容我。”

为了让自己的家庭接纳，她到昆明当保姆，每个月赚200元，偶尔回来看看女儿和父母。这样一干就是1年。

不幸的是，此时，石雁飞的父亲因病去世，生活雪上加霜。她11岁的女儿也因家庭贫困辍学。

“我只能拼命干活，我没有地，就到处打工，给别人收谷子、盖房、搬砖，天天打零工。”石雁飞想，为了女儿，为了年迈的母亲和残疾的大哥，自己咬牙也要挺下去。

此时，石雁飞没有想到，安徽的那个男人居然找到了云南。

2000年初，杨店州突然来到她家，并哀求她的母亲让石雁飞跟他回去。“当时我妈说还是回去，毕竟已经跟他生了一个娃。”

石雁飞听了母亲的话，再次跟着这个男人回到了安徽。临行前，母亲不放心，还叫小女儿陪姐姐石雁飞一起去安徽。那年，她不到30岁。

回去的当天，噩运再次降临。“杨家人直接跟我说，他们要把我、我女儿和我妹妹都卖了”。当晚，石雁飞就被杨店州打破了头。姐妹两人还被看管起来。

怎样才能再次逃回老家？石雁飞决定采取缓兵之计，“我答应卖我妹妹，再找机会逃跑。”次日，杨店州叫她带着妹妹去见买家，“我叫他先去，我随后就带着妹妹过来。”早上7点，杨店州走了，石雁飞叫了妹妹，包了一辆车，当天就带着女儿再次从村里逃出来。

逃跑中，身无分文的3人在去合肥的路上，遇到一位好心人，这位好心人指引她们去一个叫狗街的乡镇找姓朱的镇长，“他说朱镇长能把我们送回家，朱镇长送过好多云南人回家”。

13年过去了，石雁飞一想起这位好心的朱镇长，“心里便很暖和”。

一路打听，石雁飞她们找到了朱镇长。朱镇长请她们吃了一顿饭，买了车票，并把她们直接送到合肥火车站。

石雁飞再次回到了家，“我永远也不会去安徽了。”

回家后的一个月，石雁飞发现自己怀孕。2000年12月，儿子出生。

生活更加艰难。这10多年来，她捡垃圾、当保姆、打零工，“只要能做的都做”。因为劳累过度，现在，她查出了心脏病。

后来母亲去世，女儿也长到了22岁，儿子也已经9岁。儿女长大，但石雁飞还有心病，儿女都是“黑户”。因为没有户口，女儿打工总是被拒。

为了儿女的户口问题，她找过很多地方反映，但自己那段24年前的被拐经历无法查证，她几近绝望。

两个子女落户

石雁飞的生活慢慢回归正常，但那段被拐经历对她而言，是一场终生无法愈合的伤痛，“那些细节到死我都记得。”

今年3月中下旬，阳宗海公安分局草甸派出所在疏理涉及民生方面的问题时，了解到了石雁飞的情况。“不管她说的是真是假，我们得查一下。”所长胡金顺说。

然而，事情已过去20多年，加之当年档案不规范，从哪里入手呢？

从石雁飞的叙述中，胡金顺听说当年拐卖她的人姓刘，草甸人，这个人抓了没有呢？“我们决定从这个姓刘的入手，”民警们从附近村子的村民那里了解到，1992年时，一个姓刘的人的确因为拐卖妇女被判刑，人已经出来10多年了。

“我们决定去找十七八年前的判决书。”警方最先到了宜良县法院，但没有刘国五这个人。之后，他们去了周边的法院和昆明中院找判决书，仍没有找到这个人。

“既然有这个信息，按我的经验应该是找得到的。”胡金顺并不放弃。之后，他想到了自己所供职的公安机关。于是，民警们又去宜良县公安局查了20个当年的卷宗，终天找到了。

在一份1992年12月21日宜良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清楚地记载了石雁飞被拐卖到了安徽的过程，买家为杨店州，卖家是刘国五，因为刘是从犯，导致警方在查找中困难重重。

判决书的内容和石雁飞所说的基本吻合，证明她说的都是真的。

卷宗找到了，但两个孩子是不是她亲生的？这需要科学的依据。警方决定为石雁飞和两个子女做亲子鉴定。阳宗海公安分局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派专人落实此事。7200元的鉴定费鉴定中心在得知情况后减半收取，剩下的3600元由政府部门承担。

20 天后，亲子鉴定的结果表明，儿女系石雁飞亲生。

落户还需要一道手续——出生医学证明。这又是一个让胡金顺头疼的问题。石雁飞的女儿石俊慧1991年出生，而在1996年前是没有出生医学证明的，当地卫生局从来没有碰到过为拐卖出生的孩子开出生医学证明的情况。怎么办？特事特办！昆明市卫生局在收到警方相关的证明材料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出具了出生医学证明。

还有一个情况，两个孩子在安徽那边是否落户了呢？这需要当地公安局出具两个孩子在当地是否落户的证明。这最后一道关口卡壳了。草甸派出所以信函的形式向当年石雁飞被拐地的杨湖派出所征询能否出具证明，但信函发出后石沉大海。

胡金顺通过网上查到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并与该所所长说了这个事，请求对方将其户籍证明一式两份寄过来。前后打了5天的电话，对方被胡金顺的执著打动，今年6月初，对方发回函过来，证明两个孩子在当地并没有落户。

为了给两个孩子落户，昆明警方颇费了一些周折，而石雁飞本人并不知道。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费用都由政府承担了。

今年，石雁飞刚好40岁，生活慢慢回归正常，但那段被拐经历对她而言，是一场终生无法愈合的伤痛，“那些细节到死我都记得。”